无题

川西一震万骨枯

川人自此恨豆腐

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出来了：善心的大小与捐钱的数量到底是什么关系？两者是不是成正比？ 我们可以将其转化为一些更加尖锐的问题：一个倾囊捐助（比如100块钱）的乞丐是不是比一个捐助100万（但只占其资产的0.1%)的富翁更加富有善心？ 同样捐助100万元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是不是担负了相同的社会责任？

大致说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一，善心的大小与捐款数量成正比，而这又有绝对量和相对量两种标准。其二，善心的大小与捐款数量没有关系。捐一毛钱也是善心，捐一亿也是善心，无法比较。

无独有偶，经济学理论中也曾遇到类似的问题。人们的效用（主观感受）是无法比较的，那怎么办？人们就提出了一个货币化等价的概念：给定某个消费束，当价格提高时，给你补偿多少钱，你才觉得你的效用跟原来一样？如此，人们的效用就被货币化度量了，从而可以横向比较了。

善心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善心的大小与捐款数量无关，这个命题是不真的。

然而，捐款本身也有一个捐助者本人承受能力的问题。的确，在边际上，一个穷人捐助1块钱比一个富人捐助一块钱感受到的成本要大。所以，直接将捐款数量与善心等价，这个命题也是不真的。

由此可见，将两种观点调和一下是比较合适的。

传递性公理的含义是：如果A>=B,B>=C，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出A>=C。

当我们说，张三的生命不比李四重要，而李四的生命也不必张三不重要时，我们能否“推出”张三与李四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

这个“推”不出来。如果要这个结果，我们只能将其公理化。所谓公理，就是必须接受的假设，不需要证明的东西。就好像欧几里德几何，三角形的内角之和为180度，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这些都是无法证明的，是比较接受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相信逻辑的力量，那么，当人们最后持有不同的结果和观点时，他们所有的差别就在于持有着不同的假设。（除非你的逻辑推导推错了！）。

这次“范跑跑”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自然实验”。

当范跑跑事件披露之后，人们对他一片叱骂之声，很多人都认为，不管“何种”情况发生，教师都应该“先人后己”；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推出结果：非成年人的学生的生命价值高于老师。后来，陕西有个地方出台了一个规定，在高考期间，如果发生余震（没说地震级别，可以认为适合于任何级别的地震），在学生完全撤离之前，如果老师先逃跑，将被撤职处分。此后，网上一篇哗然，绝大多数民意对此规定表示强烈反对。由此，我们可以推出，非成年人（至少里面有吧）的生命的价值不比老师更高。

很显然，这两个事件表明，大众对于教师和学生的生命价值的判断，本身是矛盾的，它是依赖于具体情境的。实际上，学过经济学的人知道，当我们把同一个问题构造（Framing）成不同的形式时，人们往往会做出矛盾的选择。

（比如，当我们说一个医生治病的治愈率为80%时，大家觉得这个医生挺好的；但如果反过来说，说这个医生治病的死亡率为20%，很多人会本能地觉得这个医生的医术不怎么样。）

当人们对生命的价值的判断有矛盾时，人的生命的价值的加总就成了问题；而进一步，这意味着，我们社会的基本规则和政策制定就必须从尊重个人价值出发。

如果有人问你，这两句话，你觉得哪一句更有哲学内涵，你会如何回答？

按照我的回忆，在我所接受的中学教育中，如果我在作文中声辩，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不管我的文采有多好，那篇作文基本上可以被判为零分的，因为立意不正确：如果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那不跟猪一样吗？但是，现在我想说的，单纯就这两句话而言，我认为“人活着是为了吃饭”要更加富有哲学内涵。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是一句完整的话，它说明了我们存在的目标和价值。首先，如果你将饭你就理解为“米饭”的时候，它就是准确地刻画了我们人的动物性的一面。所谓食色性也。我们每天工作上班，不就是为了过的更好一些吗？过得更好一些，不就是要吃的好一些，传的好一些，住得好一些吗？在这些世俗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高尚的东西。但是，根据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当你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的时候，你无意之中也就为他人的生活提供了机会。

其次，当你把饭拓展到“精神食粮”的时候，这句话又说明了人的社会性的一面。我们活着，还有我们的精神需求和精神追求。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以想象，当我们的物质食粮满足之后，我们就会需要精神食粮。马斯洛也说，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到安全的需要到尊严的需求乃至到自我实现的需要。但是，你的精神食粮哪里来呢？不要急，当大家都有需求时，提供精神食粮就变成有利可图的了。大众的精神需要，就是大师精神创造的动力。当然，有人会说，大师们在创造精神食粮时，并没有考虑大众的需要，并不需要媚俗。短期看如此，长期呢？如果一种理论永远没有得到大众的接受，那么我可以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再次，当我们说，我活着是“为了”什么的时候，这代表了我本身的选择权。我如何活着，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的目标函数，不需要别人强加给我。我可以喜欢马克思，但我也可以喜欢康德、海德格尔或者杜威。人各口味不同。当每个人都有选择权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多元化的丰裕社会。

相反，当我们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的时候，这句话本身没有对人存在的价值给出些许提示。实际上，它需要其他人给你强加一个外在的目标。比如，这样的补充是最符合我们写作文的正确立意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我们活着的终极目标，则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实际上今天谈到这句话，还是一个浙大的朋友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说老实话，我无法回答。后来，查了一下网络，其中有一个解释：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广也。驾，厚也。志，识也。言广学而厚识之，使不忘。切问者，亲切问于己所学未悟之事，不泛滥问之也。近思者，思己历未能及之事，不远思也。若泛问所未学，远思所未达，则于所习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者之性纯笃，今学者既能笃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

后来想，这句话真是很有道理，我们做学问，乃至做人，不但要有宽广、执着的一面（博学而笃志），也要有深入、实际的一面（近思而近思）。没有大的志向，没有目标，生活就失去了意义；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步骤，目标就没有达成的可能性。

以做学问为例吧。当我们要跟一些牛人探讨问题的时候，不能乱问（切问的反面），而是要在博学的基础上，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这样才能引起人家的共鸣，讨论才会有意义。毫无价值和目标的滥问，不但浪费自己的时间，更是浪费别人的时间。给别人施加不必要的负的外部性，不能称之为仁。仁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要维持长久的有意义的学术关系，博学、切问是必要的。

那么，有如何才能做到博学和切问呢？博学需要看很多书，历很多事。是故，没有专一执着的精神，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是不能持久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做很多事情，都不能长久，大概就源于此。

本来中国人想好好办一场堂会，宴请世界宾客的，说明中国人的好客，也顺带说明中国的崛起不但是和平的，也是不可逆转的。但事实证明，这个世界并没有人们设想的那么单纯和美好。老天爷似乎成心不作美，年初来了个大雪、之后又来了个地震，就连足球也不争气，不但冲出亚洲早就成了泡影，就连体面地有尊严地死去也成了难以企及的奢望。

天灾、人祸本身给人们带来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痛苦。然而，若能以此为当口，对灾难发生的机制、防备做出深刻的反思，那么灾难就带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灾难本身，它也会变成我们社会前进的动力。果真能够做到如此，我们将能“生于忧患”和“多难兴邦”了。

然而，笔者所担心的是，这种急需的反思，会在或者正在一种娱乐化精神中化为无形。

在地震之后，人们看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比如舍身取义，只身顶住横梁而让学生逃命的谭千秋先生；比如用孱弱的身体背出两个受困同学的九岁的小林浩，等等。但是，在这过程中，人们也发现了一个很刺眼的现象，那就是倒塌的房屋中，学校和医院的比例高的离奇；和七十年代的老房子相比，近年造的新房子似乎更加不堪一抖；在死亡的人数中，学生的比重也高的令人痛心。很显然，这些不正常的现象，都需要制度化的反思和解决。但是，这种反思似乎被最近火爆的“范跑跑”现象而冲淡了(至于”范跑跑”现象可能引发的思想伦理上的地震，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其意义不可忽略，有时间我会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底线道德、神圣道德、道德风险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当人们在考察如何才能降低地震死伤学生的时候，范美忠是否理智、有效地组织学生逃离，实际上只是一个很其次的问题。诚如一位网友在某个论坛的发言（忘了在哪儿看的，故只能转述大意）所说的：在地震来临时，我们最需要的并不是谭千秋老师的臂膀，也不是临危不惧的范“老师”而非临阵脱逃的“范跑跑”，而是一栋栋坚实的教学楼，这又需要有合理的设计、粗壮的钢筋、达标的水泥...

有人说，范美忠是在炒作，而范美忠本人也宣称，他是希望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挑起人们对于道德伦理的反思，但我却以最阴暗的心理来揣测媒体对于范跑跑事件的极端关注。在这经常刮起风沙的国度中，谁在沸沸扬扬的“范跑跑”事件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

的确，如果“范跑跑”果真以言获罪，丢掉了工作，无法再站在三尺讲坛来“毒害”学生，那么他就达到了他成为“思想烈士”的目的。但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妻子好像是暂时没有工作，在照看不大的女儿）、他的老母以至于他本人，都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害了。借用范美忠回答说他炒作的人的话：这样的骂名，你会要吗？

很显然，参加凤凰卫视辩论的郭松林也不是受益者。他的气急败坏，丧失风度的谩骂，早已经让他“荣膺”了“郭跳跳”、“郭道德”的美誉。抛开伦理本身的对错，在那次辩论中，“郭跳跳”很失败，输得很惨。一个集中的反映就是，那次节目之后，支持“范跑跑”的人大幅上升，而“郭跳跳”则被看成了伪君子的典型。骂一个人的“无耻”绝不能证明自己的高尚。求诸他人的前提是反求诸己；如果自己都做不到，最好的选择将是沉默。谭千秋先生之所以为英雄，是因为他做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而不是仅仅达到了底线道德。

那么，究竟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有一篇文章，题名为“我们都是范跑跑”。不错，在这次地震中，后果最严重的“跑跑”是地震发生之前的“地产跑跑”，”政府跑跑”。但是，他们的世故和聪明就在于，他们没有像“范跑跑”那样，事后“傻乎乎”地跑出来说：我向大家宣布，在地震来临的时候，我跑了。更加糟糕的是，他还补充了一句，我跑了问心无愧，有理有据。当然，久经世故的“地产跑跑”们知道，这时候，他们最优的选择是装孙子，默不做声。等过了这个风头，不是还有重建吗，那时候继续做一些“偷工减料”的“跑跑”勾当，谁又能发现呢？地震这东西，又不是每天都从东面升起的太阳。

既然地震这种东西不是常规事件，所以你是无法在建房子的过程中完美地监督和验证一个房子是否能够经受八级九级地震。所以，必须“秋后算账”。诚然，“秋后算账”已经无法挽回那些逝去的生命和灵魂，但谁能担保，明天地震不会再来？没有”秋后算账”，没有对“秋后算账”机制的“算账”，我们的社会就永远不会进步，我们就永远不会从地震中汲取经验。很碰巧，最近日本好像也地震了。但是，他们的死伤人数比我们小得多。这里面有一个地震级数的问题，但他们的防范和救助机制难道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吗？

和地震相比，中国足球不那么重要了，但却长久地充满着悲情和娱乐气氛。足球是圆的，最近的反常的事情很多，放弃了全攻全守传统的荷兰先是3：0菜掉了意大利，然后又4：1菜掉了法国，使这两个世界冠军遭受了近几十年最大的耻辱。一切都那么反常。但是，当为中国国家队在水滴主场以1：2输给了“传统强队”卡塔尔时，人们才发现，哦，这世界原来还是传统的，正常的。

照理说，中国足球输球已是传统了，不该有什么奇怪。但奇怪的是，每次大战之前，许多爱国的球迷和“专业”球评者都会挖空心思地计算，如果我们主场全都取胜，如果xxx不受伤，而如果xx队的xxx不能上场，我们就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而且，奇怪的是，如果事前谁对中国队提出问题和质疑，就会被冠以“不爱国”的帽子，会被怀疑具有阴暗的心理。但可惜的是，每次这些爱国者们，就好像那些没有准头的爱国者导弹一样，打不着目标。每次习惯性的兵败之后，他们都会再次以专业的精神的业务，探讨论为什么？一系列的为什么？为什么不让xxx上，为什么xxx不盯xxx，让人家从容起跳、射门？.......

当一切都是历史的惊人的重复的时候，请不要再计算谁上谁不上，他们不是11个人在战斗这样的伪命题了。就好像投资股票一样，短期是难以预料的，但基本面是要看的。当我们说中国有13亿人的时候，这是假的。要看我们有多少人在踢足球。套用小平同志的话说，搞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我们不是经常谈规律吗？足球有它本身的规律，但绝对不是行政规律。因为，行政是有国界的，你可以制造一个稀奇古怪的必然会拉肚子的拉肚组合，你可以要求按照自己的想法在“马桶”中充斥自己的代谢物，但你不能决定人家的踢球人数，人家的战斗精神，人家的选帅机制。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都“不用洗，直接睡吧”。否则，水资源都被浪费了。中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啊！

当失球已经变成习惯性流产时，我们的确是应该考察这个“子宫”出了什么问题。你不应该再说，哦，刚才那是走高了一步，唉，如果刚才不走高一步就好了。但是，当你像猫一样蹑手蹑脚走路的时候，冷不丁斜插里跳出一只猫，喵的一声，惊得你魂飞魄散，哎呀，又流产了。于是，你们开始讨论如何在全社会开始灭猫。可怜的猫咪啊。

所以，我们应该真正地反思孕育中国足球怪胎的子宫了，而且不是那种形式注意地做个ct扫描，开个处方说，以后吃的要注意啊，不要吃砒霜；走路要小心啊，不要跳悬崖；喝东西要注意啊，千万别喝饮鸩止渴，如此云云。

就在这最应反思中国足球体制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我必须用最为阴险的心态来揣测的网战：TT+马六甲vs李大眼以及所谓的“鸟”人之间的网战。这真是一个充满娱乐精神的网战。当一群人围攻一个人的时候，这场战斗基本上就决定胜负了。在体制内，李大眼肯定是输得体无完肤，在体制外，马六甲则必然是丢盔弃甲。

李大眼和马六甲都不是真正的赢家。俗话说，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李大眼和马六甲都亲自战斗（或许他们都灵魂附体，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或许都博得了一些点击量，但也仅此而已。

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装“聋”作“哑”（这个词用在中国足球中，真是有趣）的人，他们在人们闹哄哄的辩论堂会中，跑了，他们根本就不会参战。孙子兵法中有一条：三十六计，走为上。要注意，古人的走，跟现代汉语的跑是差不多的。举个例子，在扁鹊见蔡桓公中有一个句话：扁鹊见蔡桓公，还走。意思是，扁鹊见这小子已经病入膏肓了，一溜烟地转身跑了。也碰巧，有些人会装聋作哑，而且是受过职业的逃跑训练的。不然，你跟他比比田径看，他肯定跑的比你快。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那些装聋作哑的，跑了人给揪回来，秋后算账。问他们，为什么会习惯性流产？是不是因为滥交，下三滥的东西做多了？ 我相信，最初是没有习惯性流产的，只不过，流的次数多了，就变成习惯性流产了。

无药可救了。那就，推倒重来吧！

治大国如烹小鲜。下面，我们就看看足球这盘菜是否可以请来一个合格师傅吧。但愿。

诚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所强调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但技术进步并非天上掉下的馅饼，而是人们有意识投资的结果，是一个由竞争环境、激励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内生变量。所以，为了能够揭开技术进步之于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谜底”，我们需要走进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技术进步的“黑箱”，恢复和强调技术变迁所本来具有的制度特征。同时，认识到技术进步是一个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复杂演化过程，只有采取一种“系统”的观点，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地把握和阐释其中的关键所在。

在最近颁布的《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特别强调了“自主创新”的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将建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构建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具体实现途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本书中，我们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深刻转变，进行系统的历史回顾和经济分析；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地评估过去，剖析现状，展望未来。

尽管在已有文献中人们对创新、发明与技术进步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和区分，但在本书中，我们将结合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的分析框架和新科学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Science, NES）的分析方法[1]，将创新看作一个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扩散和使用过程，它与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创新体系互为因果，并处在不断的演化之中。一方面，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都是人们有意识的经济活动，从而都依赖于创新体系所决定的激励结构；而另一方面，创新在本质上意味着打破常规，即会改变创新体系既有的组织结构，并影响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发端于Freeman（1987）^[2]对日本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并经由Lundvall（1992）、Nelson（1993）、Edquist (1997)以及Metcalfe（1995）等人的大力倡导和完善，现在已经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认可。比如，经合组织（OECD）就已经开始采用国家创新体系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各个国家乃至地区创新政策的功能和绩效。

根据Metcalfe（1995），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定义为“独立或共同影响新技术开发和扩散的各种制度安排，”而借助由这些制度所搭建的框架，政府可以制定各种政策来影响创新过程，即新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创造、储存以及转移。尽管人们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具体定义和内涵还存在一定的分歧（比如人们争论在知识跨界流动日益迅速和频繁的今天，“国家”这个限定词是否还有实在的含义？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由于集聚效应的存在，人们是否更应该关注“区域”创新系统？），但对于国家创新体系概念所强调的“系统”分析方法却是一致赞同的。

对于技术进步的形成机制，文献中曾有两个相互对立的范式，一是所谓的“技术推力”说，一是所谓的“需求拉力”说。经过长期的争论，人们最终达成了一个折衷的结论，即对与长期的技术而言，两者都是重要的，只不过前者更加强调了技术产生的源泉，而后者则更加强调了技术产生的动机。进一步，从国家创新体系框架的“系统”观点看，科学技术创新并非一个由知识生产à知识扩散à知识使用的单向的线性过程，相反，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存在着与知识自有特性以及制度结构和经济激励密切相关的反馈效应。在分析和评介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和绩效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反馈过程。

一旦认为知识并非天上掉下的馅饼，我们就必须考虑与知识生产、扩散和使用相关的激励结构。现代经济学对知识的理论分析开始于Nelson（1959）和Arrow（1962）的先驱性工作。他们强调，知识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具有公共品性质的“信息产品”，其中非竞争性（Non-rivalry）表示知识的复制几乎是无成本的，或等价地，增加知识消费的人数没有边际成本，而非排斥性则意味着一旦生产出来，知识的生产者很难阻止其他人也掌握该知识。尽管在很多情况下非竞争性自然地派生出非排他性，但两者仍然具有本质的区别。非竞争性代表的是知识的自然属性，而一种具有非竞争性的产品最终是否具有排斥性，还可能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比如说，对于某种受到专利保护的创新产品，其他人就不能随意复制、生产或是销售。

从实证的层面看，已有文献强调，对应于公共品提供中的“搭便车”问题，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知识生产的激励。由于知识的非排斥性，知识的生产者在事后难以阻止其他人免费地使用，故无法补偿或者至少不能完全补偿他为知识生产而投入的成本。这样，每个人的理性决策都是自己不投资或少投资，而企图免费使用别人生产的知识。

进一步，从规范的层面看，由于知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政府必须对知识的生产进行补贴，或者政府需要通过设立和资助公有的研究机构，以解决知识生产投资不足的问题。或者，为了提供知识生产的激励，政府就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如专利法，从制度上保证知识生产者对知识产品的排他性权利，让让他们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来补偿投资成本。由此可见，由于存在这种在知识生产（事前激励）和知识使用（事后的垄断扭曲）之间的两难问题，市场无法实现社会最优配置，而只能通过权衡利弊而达到次优结果。

很显然，以上命题和政策的有效性严重依赖于知识的公共品假设。但是，注意到商业机密在经济实践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这并不是一个很坚实的假设。顾名思义，商业机密本身就表示它是一种能够给其所有者带来收益的私有知识，这可能是人们所持有一个商业信息，技术诀窍，生产工艺或者研究方法。

在他们所倡导的新科学经济学中，Dasgupta and David（1994）将知识区分为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和隐含知识（Tacit Knowledge），前者类同于所谓的公共知识，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复制、验证、储存和传播，而后者则是一个源于哲学家Polanyi（1966）的新科学经济学概念，它指的是存在于一些特定情景和特定人群中的常识，往往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而若用经济学的术语，隐含知识传播，不论对于发送者还是接受者，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隐含程度越高，这种成本也就越高。严格意义上讲，任何知识都具有一定的隐含性，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隐含程度的大小而已。

新科学经济学强调，科学技术知识的隐含程度不是外生的、而是一个依赖于经济或者社会报酬结构的内生结果；它也固定的，而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知识在刚生产出来时必然是仅由少数人所掌握的私有知识，但生产者可以选择将其编码和披露为公共知识，也可以选择继续将其保留为私有知识，而他最终选择何种策略依赖于相对收益的大小。由于知识的特殊性，披露所得可以是直接的经济收益，还有可能体现为职业声望。当一个人所创立的学术理论或工程技术被越多的人所知道和认可，他在这些人中也通常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当然，除了名声本身的效用以外，它也可能带来客观的物质收益。典型的例子是，在大学中“明星教授”的收入通常要比一般教师来的更高。

在通常的政策制定和经济分析中，人们按照商业化可能性的前景还将知识区分为基础知识和应用知识。生产基础知识的活动被称为基础研究，这通常指的是科学研究，其效应是推进了人类的知识前沿；而生产应用知识的活动则被称为应用研究，这通常指的是技术开发，其效应则是将科学知识变为对人类优异的技术产品。毫无疑问，这种区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许多数学物理定律在刚出现时，人们很难知道其蕴含的经济价值。甚至以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言，John Nash在提出Nash均衡的定义被证明其存在性时，他没有预期到这会对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范式构成革命性的改变，当然也没有预期到他会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他本人自认为是一个数学家，他的文章也的确是发表在数学杂志上的。但是，这种区分是有一定问题的。很多的科研活动，我们很难从性质上说它到底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以二极管三极管的发明来说，这不但对基础理论有很大贡献，使得其发明者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同时，这也立即展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现在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也完全类似，同时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认识到以上不足，新科学经济学按照知识生产者对披露和保留之间的选择和相应的回报方式，将其区分为科学和技术。在“科学共和国”（Republic of Science）中，支配人们研究活动的主要回报是学术名声，而由于重复发现的可能性（Merton，1973），科学家之间展开激烈的“优先权竞赛”（Priority Race），其中每个人都试图尽可能早地公开他们的研究结果来确立自己的优先权。与一般的ATP网球公开赛不一样，这种竞赛的回报带有“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味道，即只有第一个提出某种理论或研究方法人才能得到主要的名声（比如说，诺贝尔奖一般只会授予那些做出开创性工作的研究者）。尽管这看起来对于第二个完成类似研究的人不公平，但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们很难区分第二个人到底是自己“独立”完成了他的研究，还是仅仅复制和修改了第一个人公开披露的结果。

与之相对，在“技术王国”（Realm of Technology）中，支配人们研发活动的主要回报是经济利益，人们也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独占他们的技术知识。如前面所述，第一种策略就是将其保留为商业机密，而其有效性自然是技术知识没有被泄露，或者没有被竞争者通过对销售产品进行逆向工程而破解。第二种策略是申请专利，此时尽管公开披露了，但专利保护却限制了其他人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传播和销售，从而为技术知识的所有者提供了收益上的保证。如果人们普遍能够观察到社会对某种技术产品的需求，而且专利利润要大于商业机密利润，则在技术开发者之间出现“专利竞赛”；与“优先权竞赛”类似的原因，其支付结构也是“赢者通吃”的。

Arrow（1962）强调，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出品，它既是研发活动的结果，又是下一步研发活动的投入品，或许还是除了人们的努力之外的最重要的投入品。根据Cohen and Levinthal（1989），研发活动具有典型的两面性，[3]即研究努力的很大一部分旨在吸收已有的相关知识，然后再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知识的生产。考虑到吸收隐含知识和公共知识的成本具有很大的差异，故对两者进行区分就对分析知识的生产效率显得非常重要。在创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公共知识与隐含知识作为投入品在边际上必然是替代的，故两者使用量的相对大小实际上反映了它们在人们之间交换和传递的相对成本（Dasgupta and David，1994）。考虑到创新是累积的，而“优先权竞赛”或者“专利竞赛”是多阶段的，那么，通过将其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保留为私有知识，科学家或者技术开发人员可以获得相对于他们同行的策略性优势。当然，这种保留也可能是有成本的。由于竞争者有可能更早地披露阶段性成果，故采取保留策略就有可能丧失与之对应的学术名声或者产业利润。

公开披露研究成果可以增加人类的公共知识库，并对以后的研发活动产生正的溢出效应，特别地，这会提高人们进行技术开发的效率。但是，这样做却无法在市场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由此，政府应该对进行公开知识的科学研究进行资助，以保持“科学共和国”与“技术王国”之间的平衡关系。

在本书中，我们将应用新科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比和考察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为此，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创新体系的各组成部分，以及他们是如何组织和协调研发行为和资源的。类似于Liu and White（2001），我们将创新过程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创新过程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研发投资、研究努力、成果开发、市场销售、人才培养以及从知识生产到扩散再到应用各环节之间的协调行为。另一个层面是这些活动的基本行为人，其中包括政府、企业、研究所、大学以及个人。

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看，计划体制下特性的基本行为人被赋予特定的任务，企业负责生产，研究负责研究，大学负责教育，而政府则负责各种资源的配置，其中包括研究资金的划拨，劳动职业的分配，研究成果的转化，最终形成了一种纵向控制下的各个环节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缺乏应有的横向联系的僵化局面。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改革伊始中国科技体制转轨的目标就是要加强各环节之间有机的横向联系。由于在计划体制时代技术研究与开发的工作主要是由众多的科研院所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就首先是从拨款体制入手的。目的是通过削减这些科研院所的纵向资金来源，“硬化”他们的预算约束，迫使他们从市场中寻求资金支持。作为配套的政策措施，政府推动了技术市场的构建和完善。但是，由于历史的沉疴较重，也由于技术交易的困难，这种改革措施在短期内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于是，中国政府开始着力于从组织上重构各种创新主体以提高其整体绩效，比如说鼓励研究所与企业合并，但这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与此同时，政府鼓励新的创新主体的出现，比如鼓励科研院所这优质资产剥离而形成高科技公司，鼓励企业进行内部化的技术研究与开发，鼓励大学创办公司，等等。

尽管没有人会质疑过去三十年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学界的看法却见仁见智，大相径庭。

作为“中国奇迹”的倡导者，林毅夫教授在2006年于武汉举行的东湖论坛上乐观而大胆地预言：“如果中国经济根据‘十一五’规划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非常有可能再维持这样的速度20年，甚至30年。”他甚至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7]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对中国经济持有如此的乐观态度。1994年，Paul Krugman教授在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一篇影响甚大的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8]将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亚洲奇迹”定性为难以维持的“神话”。在文章的结尾，他写到：“这是一个难以令人接受的结论……但经济学之所以不讨人喜欢，不是因为经济学家偏好如此，而是因为最终我们不但要屈从于数字的暴政（Tyranny），也必得屈从于逻辑的暴政”。

这里所谓的数字的暴政，乃是回应了此前Alwyn Young教授的一篇“特意令人厌烦”的论文《数字的暴政：直面东亚经济增长经历的统计事实》[9]。在这篇论文中，Young教授对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做了详细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研究。他发现，大规模的要素积累，即快速提高的劳动参与率、教育水平以及与东亚文化相对应的高储蓄和投资率，是这几个经济体（除了香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由全要素生产率所测度的技术进步却贡献甚微。

这里所谓的逻辑的暴政，不过是将数字的暴政向前推进了“一小步”：给定劳动参与率已无上升空间，教育水平难以翻倍，而储蓄率已经高的无以复加，这些基于“粗放式”要素动员的东亚经济体迟早会遭遇到难以避免的增长瓶颈。

起初，许多人将Krugman的警告斥之为危言耸听，宁愿将其看作是经济学家寻求观点标新立异的差异化策略；但是，他在逻辑上的这“一小步”注定将成为经济预测上的“一大步”。三年之后的1997年，亚洲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又让许多人唏嘘不已，感叹他的先见之明。

尽管Krugman的文章并没有将中国作为着墨的重点，但现在同样的问题轮到中国了：不可否认，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维持了三十年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但这究竟是真正的“奇迹”，还是难以维持的“神话”？

下面，我们看看“数字”是怎么说的吧。表1.3给出了Hu and Kahn (1997)对1952-1994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所做的因素分解。[10]他们认为，尽管在此期间资本积累的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就改革以后而言，显著而持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才是造就中国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真正基本的原因。他们得到的更加乐观的结果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的TFP的贡献还在持续增加。由此，经济学家们往往就会用外推法来估计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果中国经济保持这样的增长方式，则多少多少年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此云云。

表1.3：1952-1994期间中国经济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的源泉(%)

资料来源：Hu and Kahn（1997）， p116.

但从现在的角度看，Hu and Kahn的估计毕竟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在此之后，中国变化更是日新月异，且有些令人难以琢磨。尽管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骄人的高速增长，但根据2004年WTO秘书处发布的报告，与1993-1998时段相比，1998-2003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呈现了惊人的下降。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逻辑的暴政”就意味着，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了大规模的要素动员，而并非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十分强调的技术进步。

从表1.4我们还可以发现，相对于劳动投入而言，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得多。但是，在整个1983-2003的二十年间，资本生产率的增长都呈直线下降趋势，而从1993年之后更是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与1993年以前的两个阶段相比，在此之后劳动投入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急剧下降。根据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4）的解释，“中国奇迹”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中国放弃了以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采取了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特征的发展战略。如果我们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劳动禀赋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则表1.4所展示的上述变化趋势是非常令人深思的。

表1.4：中国经济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的源泉（1983-03）(%)

资料来源：WTO秘书处基于OECD (2005a)的数据的计算结果。表中的数据进行了四舍五入，故可能分解项之和与总和不完全相等。(IMF, 2005, p. 12)

OECD (2005a), OECD Economic Surveys – China, Paris.

与上面TFP研究所揭示的“不祥”趋势相对应，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似乎具备了粗放式要素动员的所有特征：储蓄和投资率高得惊人，高等教育的急速扩张，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污染也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至少在一定阶段工业发展必须以环境污染为代价，人们也就可以将环境质量看作一种经济增长的一种特殊投入品。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国奇迹”真的就是难以维持的“神话”？

如果说我们最终必须屈服于“数字”的暴政，那么，我们屈服的前提就是“数字”必须是可靠和可信的。打个比喻，尽管从“证伪主义”的角度看，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就足可以证伪“天鹅都是白的”，但如果有一天有人声称发现了一只黑色鹅，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轻率地否定“天鹅都是白的”的常识。为了证伪，人们还要做很多的事情。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其他人是否能够同样观察到那只“黑天鹅”？如果那个人的观察是不可重复的，那么他的结论即便不是假的，至少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进一步，若给定其他人也能观察到这只“黑天鹅”，更加微妙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还需要验证这只“黑天鹅”真的是一只“天鹅”，抑或是另外的一种人们已知或未知的其他鸟类？

若要利用TFP分析来判断中国到底是以要素积累为特征的外延式增长，还是主要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的内涵式增长，我们就必须厘清这样一个问题：TFP的变化是否真的度量了一个经济体的技术进步。显然，在已有的绝大多数文献中，人们都将TFP自然地等同于技术进步。但是，在新近的一篇论文中，Lipsey and Carlaw（2004）尖锐地指出，已有的各种TFP分析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基本的假定，即技术是“意外之财”，而非人们有意投资的结果；换句话说，在通常的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中，TFP变化所度量的只是一个经济体中扣除研发之机会成本的超额收益，而非真正的技术进步。如果我们放弃技术进步的外生假设，则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某个经济体没有表现出显著的TFP增长，但实际上却有可观的技术进步。如果考虑到研究与开发的回报具有时滞、不确定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人们就不得不考虑这种可能性。

人们还可能质疑TFP分析的另一个基本前提假设，即技术与资本、劳动等投入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可分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技术进步本来就是“内嵌”在资本品当中的，这为资本的加总构成了本质上的困难；而另一个问题是，新技术的出现有可能通过加剧竞争而降低产品价格，从而降低了而非增加了由GDP或GNP所度量的“市场价值”。同样，如果没有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研究与开发和相应的技术进步也只能水中花镜中月。而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人们很难相信在背诵政治“红宝书”中度过的大学四年与刻苦研读科学技术而度过的大学四年是等价的。至于环境污染，人们可以说，根据著名的Kutznez命题，那或许是经济起飞阶段需要支付的必然代价。[11]

此外，即便我们都认可TFP分析的结果，但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它几乎并不能提任何的具体帮助。比方说，如果分析的结果是技术进步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没有体现出明显的贡献，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具体的政策含义呢？

很显然，以TFP分析所揭示的“数字”暴政也存在与前面比喻类似的证伪问题。尽管TFP分析毫无疑问是一种从总量上把握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质量的有用工具，但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工具。而且，由于数据来源、分析方法甚至哲学理念的不同，人们对其能否度量或者是否正确度量了真正的技术进步，也自然是见仁见智的。由此可见，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一、“奇迹”的诞生

中国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它说明了“三十年”可以造就沧桑巨变。三十年前，中国经济刚刚经历了“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浩劫，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但在此之后，由于中国采取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已经维持了三十年史无前例的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78年，中国GDP总量为3645.2亿元，而人均GDP则只有区区的381元；到了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183956.1亿元，而人均GDP也已有14040元。[1]

表1.1给出了以官方汇率和美元计价的中国经济各指标的横向比较。其中，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越英国，从1978年的世界第十跃居世界第四，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则更是从世界第40位上升到第2位，这仅仅落后于她的紧邻日本。

表1.1：中国经济各指标的横向比较（以美元计价）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文发展报告》2006年。[2]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认为单纯地利用官方汇率将严重低估了中国的经济总量，从而需要借助于更加“客观”的购买力评价比较。[3]根据2007年9月14日世行发布的信息，若以购买力评价（PPP）和“万亿国际元”为单位计算，则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0.05，中国也成为仅次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13.20）的世界“第二强国”。作为对比，排在第3到第10位的国家依次是印度（4.25）、日本（4.13）、德国（2.62）、英国（2.11）、法国（2.04）、意大利（1.79）、巴西（1.71）和俄罗斯（1.70）。[4]

尽管中国统计数据的质量历来为人们所诟病，但上述数据依然能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早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东亚奇迹”相对应，人们也给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贴上了“中国奇迹”的标签（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

除了总量统计数据之外，人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具体的例子来凸显所谓的“中国奇迹”。三十年前，在“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体制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饥荒威胁。但是，一旦中国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从而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具有传奇色彩的是，这个成绩斐然的农村改革方案，竟然肇始于安徽小岗村几个农民誓死按手印签下的土地承包合同。[5]三十年前，中国经济在计划体制的藩篱下，高度集中、极度僵化，公有制占据着国民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但是，随着“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等改革措施的推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也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混合经济，各种所有制并存，而活力十足的民营经济更是占据整个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所在。

现在，中国经济就好像一列风驰电掣的火车，几乎成了高速增长的代名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满眼都是高楼林立，鳞次栉比；而与此同时，一座座新的高楼，又奇迹般地，似乎在转眼之间纷纷拔地而起。对于这样的变化速度，用“一年小变样，三年大变样”来形容，可以说毫不为过。

快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众多企业的蓬勃发展。表1.2给出了2005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国别分布、营业额以及利润额，其中中国占了20家，数量位居世界第六，而这也基本上与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符合。我们还可以发现，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其他三个国家相比，中国的“500强”企业数量遥遥领先。

表1.2: 2005年“世界500强”企业

资料来源：美国《财富》杂志2006年7月31日（稍作整理）。

对于过去30年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人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将其归因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确，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引入了市场机制和市场竞争，从而为各微观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政府则冲破了计划体制和“姓社姓资”的藩篱，不再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并倡导和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人们也强调开放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好处。经济开放政策不但让中国引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这也使中国逐渐融入到世界的分工体系，摈弃了原有的以重工业为导向的“赶超”战略，转而采取了顺应中国比较优势的均衡发展战略（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

若将苏联解体看作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则很多人预言或者相信中国崛起将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事件。[6]或许，将两者进行对比才能更加体现“中国奇迹”的独特所在：尽管同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但中国经济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而俄罗斯和许多苏东国家却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萧条，在转轨初期甚至出现了国民产值的绝对下降。

不过，说道袁先生的遗憾之说的缘起，那也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没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袁先生，突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由此立即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是可信的，那么一个直接的推论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含金量就没有中国科学院的高，但这似乎是个笑话。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美国科学院的遴选条件更为严格，程序更为透明，结果也更为公正。无奈乎，院长先生就出来了一个遗憾说。我本人相信路先生的说法，但问题是，为什么之前似乎没有听到这个遗憾说。由是观之，这个遗憾更可以这样理解，哎呀，我们怎么没有给袁先生早一点授个顶戴花翎啊，这才导致今天挨了美国科学院掴过来的大嘴巴子。如果说袁先生的贡献不够大，我们可以参考最近谢华安先生当选院士的事实。我不否认谢先生在水稻杂交方面的贡献（我十二分地向他致敬），但依据我这个外行的常识，袁先生的贡献和影响力似乎都在谢先生之上吧。

袁先生对人类的贡献，是饥肠辘辘的人们吃到每一粒米时的感恩情怀，这是至上荣光的事情。中国科学院给袁先生“赏赐”院士顶戴花翎，也是丝毫不会增加袁先生的荣誉的。打个比方，你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别人再给你授予一个中学文凭，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

路先生在抛出他的遗憾说时，潜台词是中科院漏掉了袁先生这个大鱼；但我们可以更加刻薄一点地发问，当我们漏掉大鱼的时候，是否有些不够格的小鱼混进去了呢？如果我们相信美国科学院院士含金量更高，如果中国科学院当选的人都有超过袁先生贡献的，那么，一个直接的推论就是，现有的所有中科院院士中至少有很多同时也应该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否则，他们怎么体现高出袁先生的水平呢？

所以，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的真正遗憾不是漏掉了袁隆平先生；真正的遗憾是，中科院院士中包括了不少本来不应该包括的人。